研究阿拉伯文學的人會發現,阿拉伯文學沒有史詩式的長篇敘事詩,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蒙昧時期,阿拉伯人沒有民族統一觀念和愛國主義感情,沒有形象思維的能力,沒有超出他們的現實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想象出與他們淡薄的宗教信仰不相稱的神奇事物。蒙昧時期,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十分淡漠,沒有一種把他們維系起來,也沒有任何外來者爭奪他們的土地;其次,貝督因人的生活方式不可能組成正規軍,進行大規模的進攻,貝督因人的戰爭不過是侵犯和襲擊。 此外,貝督因詩人自由多變,缺乏想象力,幾乎不能專就某一題目寫出一首詩,又怎么能寫出枝葉并茂的長篇敘事史詩呢?另外,貝督因詩人寫詩是出于沖動或激情,而不是出于遠離個人本身的傳世愿望。他是律師式的演說家,而不是小說家。貝督因人不能全面觀察事物,一般說來,往往靠直覺。他們不能前后聯系并系統地了解促使他活動的諸因素。所有這些使他受到局限,不能創作出長的詩篇。
然而,盡管阿拉伯文學沒有長篇史詩,但還不乏具有史詩氣派的詩篇,其中有傳記式的詩篇,特別是有關詩人或與他有關的人的傳記的詩篇,這差不多就構成了史詩的特點和采用了史詩的方式。
同樣,古典阿拉伯詩歌完全沒有戲劇性情節,這也有多方面原因。貝督因人就其天性來說,不善于進行道德的研究和細致的心理分析,不會花力氣去創造那些遠離他為之奮斗的現實物質生活的激動人的事件和場面,他們所追求的始終是如何維護這種生活和獲取對它有價值和有用處的東西。貝督因人是個人主義者,他與社會精神相去甚遠,他所處的社會也很不發達。由于后來阿拉伯社會狀況的組織化及文化的擴展,詩人們染上了盲從和諂媚當權者的弊病,他們寫短詩來獲取大量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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