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結論使我們能從宏觀上更深入地把握19世紀德國大學的特點，特別是觀念因素在大學發展中的作用。具體說，根據這一結論可以解釋德國古典大學觀的獨特性質，并說明這種大學觀在19世紀德國大學成就中的作用,看出德國大學在制度方面的某些獨特之處及其所面臨的問題的緣由所在。

　(1)德國古典大學觀是建立在理想主義和新人文主義的哲學觀念之上的，其所追求的人的發展和科學的目標顯然與德國19世紀社會的需要及現代科學的觀念有較大的距離，但這種觀念并沒有因為“不合時宜”而被拋棄，相反卻塑造了19世紀對德國大學的信念體系，因而成為促成此期德國大學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作為一種卡里斯瑪觀念在其信從者內心能夠喚起一種特殊的感召力量和使命感，使其在制度條件相對不利的情況下堅持并實踐其信念。由此便可理解，柏林大學何以會以其傳統的組織和結構產生出如此強烈的改革能量。

　(2)德國古典大學觀作為一種卡里斯瑪觀念首先使德國教授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為其提供了一種具有宗教色彩的、強有力的學術行為規范，并進而有力地推進了制度方面的進步，就是說，帶來了一場韋伯所說的由內而外、由觀念而制度的革命性變革。當然，德國古典大學觀就其實質而言，與現代的科學研究活動及觀念有著內在邏輯上的一致性，這是古典大學觀之所以能夠推動德國大學變革的內在前提條件。

　制度與觀念的作用不是相對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的。但在歷史上，觀念常常會預先指示，甚至決定制度的發展方向，特別是當某種觀念具有一種強大的震撼和征服力量時。卡里斯瑪型的德國古典大學觀便具有這種革命性的震撼力量，通過影響大學教授的觀念，進而影響到制度，終影響到德國大學整個的成就。這里無意否定制度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只是試圖揭示觀念在其中所發揮的真正作用。而這種作用來得到足夠的重視，甚至基本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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