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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當時在世界上的地位無異于后來的美國，是自由人的避難所，新的機會、新的財富、新的思想的源泉，直到這一形象后被玷污。人們指控它是帝國主義，說到做不到。根據(jù)這一處方，法國人是教育、理想、氣度所造就的，他的修養(yǎng)不凡，人人仰慕，世界各地許多有教養(yǎng)的人講起法國文化來簡直把它當成宗教。巴黎是他們的麥加。可是，如今這一處方已經(jīng)失效，法國不再代表世界性的文明，法國的老一套修養(yǎng)對民主時代來說未免太講究了，法語敵不過英語的優(yōu)勢。因此，做一個老概念的法國人就像參加入會條件古里古怪的老式俱樂部。 另一種處方起源更早，強調(diào)使法國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之處，而不是人類共有的特點。這就意味著把法國人納入一個共同的模式，以排外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為依據(jù)。拿破侖夢想讓每一個兒童在同一個時期學習同一篇拉丁語文章，只不過表現(xiàn)了他追求清一色、好讓他高枕無憂的愿望。
這樣，產(chǎn)生了法國人的固定形象，一種容易辨認的顯而易見的局部現(xiàn)象，但是這種概念過了很長很長時間才充分定型，因為法國人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綜合成單一的類型。他們原來并不相當于約翰牛(起自一七一二年)或喬納森兄弟(十九世紀美國人的別稱，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才稱山姆大叔)的典型形象。好人雅克是大革命前貴族對平民百姓，尤其是對農(nóng)民的“輕蔑的叫法”。貴族們認為自己同他們毫無共同之處。道德先生是市儈氣的布爾喬亞。
直到二十世紀初才發(fā)明了杜邦先生或迪朗先生之稱。奇怪的是怎么用這些名稱來代表一般的法國人。既不是特別常用的名字(根據(jù)電腦的統(tǒng)計)，迪朗在北部和東部更為罕見。法國常見的姓氏是馬丹，貝爾納其次，托馬又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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